徐文静

    据说，北京当年的沙龙是Wangjian和Xunwei一起串得起来的，后来，李老兄邀请我去参加他作为嘉宾的一期，并让我带上自己的新作《物流战略规划与模型》与大家分享一下。

    在那次沙龙活动中，我认识了在德国留学20年的Wang博士。之后，我建议Wang博士写些东西介绍一下德国物流园区的情况，我答应Wang博士负责给联系媒体为其发表，Wang博士说不了解物流园区，不想写。我说了不止一次，Wang博士总是那么一句话：“德国人就这样”。言外之意，德国人不把问题整明白不随便说。

    我有些不耐烦了，我对Wang博士说：你不是德国人，你是中国人，而且你面对的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到欧洲考察旅行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回来就敢写什么“欧洲物流的发展”这样的大文章，你们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怎么就不能写一下德国物流园区的发展呢？

    最终，Wang博士接受了我的建议，写了介绍德国物流园区发展的文章，并在国内一个知名媒体的物流周刊发表了，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纷纷打电话给编辑部，这一招下来，Wang博士愿意接受我的建议了。

    后来，我建议我们共同搞一个“中德物流园区研讨会”， Wang博士对我的提议反应很是积极，不料在商议过程中，非典来了，Wang博士全家“撤回”到德国，羡慕他们有地方躲避啊。

    非典过后，二〇〇三年六月份，Wang博士又回到了北京，我记得我们约在北京东方广场的新天地商议“中德物流园区研讨会”的具体事宜。

    大家在一起吃了个饭，记得当时Wang博士有感于餐馆里的嘈杂声，Wang博士说德国的餐馆都很安静，就连金属餐具都不出声，中国餐馆的噪声太大了，没法儿说话（彼此都听不到），我说这也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嘛。

    时间：由于要给德国人足够的准备周期，所以，我们暂定在那年的十一月份，Wang博士到德国需要走很多程序，一方面要打报告给德国经济部取得资助，另一方面，德国物流园区协会的官员要安排行程，准备会议资料，当时我要求德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必须是英文的。

    地点：考虑中国版图较大，德国方面希望在南北方各举办一次，当时，我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搞一次，但德方希望能够在西南地区选择一个城市，加之Wang博士以前与西南地区省市有过多年合作，因此，就决定选择了西南某个城市，当时那个城市也很欢迎，而且，非常主动（谁能够不欢迎呢）。但是，当向那个城市经贸委提出几万元赞助的时候（他们与之协调的），被对方拒绝了。当时，所有的文件和方案都准备好了，都写上了那个城市的名字，临时不得不做调整，又将其调到了北京（我当时就不主张到什么西部），最近做项目到那里调研过，直到今天，那么城市的物流和物流园区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把德国的资源搬到了他们家门口又是他们希望的，结果几万元就给吓回去了，那还谈什么搞物流园区吗？

    费用：各方自筹。简单地说就是德国人的费用由德国承担，中国人的费用由中国人承担。也许有人会问请德国人到中国来传经送宝怎么还让人家花钱呢？不需要支付对方相关费用吗？请问传教士是中国人花钱请来的吗？这是我提出或确定的条件或原则。今天想来也是我给国内业界做的好事，或者是双赢吧。这种事情要看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如果从我们买人家东西的角度，那么，我们就得花钱，但是，从人家卖东西的角度，那么，他们就得花钱。以前我做过国际贸易，所以，对外国人的心理还是略知一二的。实际上，我们在帮助德国人开拓中国的市场，因此，他们承担一定的费用也是合理的。

    人物：当时，德国物流园区协会在任的三位主席都来中国了，可谓是“倾巢出动”，外加两个物流园区的总经理，三位主席在北京和上海两站都出席并现场传道，另外两个老总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可以说是史上最为强大的阵容，我估计以后也不会超过当时的高级别团队。

    上海站的活动是我组织和支持的，在研讨会期间，上海旁边城市的参会代表让我们把会议临时搬到他们的城市，他们愿意承担一些费用，其实他们的想法和那个西南城市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这回Wang博士没有同意。

    有时候，我们有些中国人在这些小钱上太过于斤斤计较，上面提到的那些费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有时，它可能是一顿盛宴的费用，但是，却不舍得花费，价值观有问题。

    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终于打动了上海某家电视台，他们派了四个人来采访德国物流园区协会官员，德国人说在德国他们没有如此待遇。

    最后，我们带着德国人参观了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我们拿到了当天“出炉”的物流园区简介，翻开时还有油墨的味道。